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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始终是相对于以规范形态存在的‘morality的，其本身其实可以容纳西方自现代早期以来由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及相应的立宪实践共同推动的‘自然法法定化（哈贝马斯语）进程所取得的历史成果。

但是，本条文实质上涉及了中央与地方(民族自治地方这种特殊的地方)立法权限的关系，进而也涉及了如何对民族区域自治性质(特别是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权性质)的正确理解问题。(二)《立法法》第75条难题的本源：分工型立法体制的规则尽管2015年修正后的《立法法》第75条规定的是一个具体内容，即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及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内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通规定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等上位法

其二，根据对截至2021年2月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的分析，其中很大部分属于填补法律漏洞或依据立法精神创制规则，亦有部分属于具体释明法律条文文意，直接适用法律的仅占少数。在此情况下，如何重构司法见解控制机制，尤其是如何在微观运作层面保持司法见解的一致性，成为统一法律适用所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在一般性判例中，不乏众多裁判者富有智慧地把各种事理与法理恰当融合于裁判之中的实例。对于法官来说，即便没有强制检索制度的要求，在某些疑难案件的审理中，也会自觉地从众多的判例中寻求启示。其次，指导性案例能够弥补其他规范条文覆盖情形不全面的缺失。

换句话说，各主体在判例运用方面的竞争博弈具有充分性。与域外司法独立理念基础的支撑以及法官或合议庭独自承担审判责任所不同，我国司法责任具有明确的整体性或连带性，并由此而构成为一种司法伦理。四川崇州发生过一起见死不救案：詹某与柳某约定到某一河堤钓鱼。

此外，社会中有一些特定群体，比如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政府官员等，一旦被卷入诉讼，就很可能引发道德关注，产生特殊群体道德压力。它专指那些与社会中特定问题有关联的道德，比如房屋拆迁、讨薪维权、集体性争议、环境污染、离婚、赡养、继承、正当防卫等特定问题。除此之外，司法机关尤其是最高司法机关偶尔还会发挥政治职能和社会治理功能。这里的案例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以及普通的个案。

要么以积极、主动的姿态面对问题，参酌当下社会道德的普遍状况，严格依法对具有争议的道德问题作出回应。在涉及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案件中，法官有时会考虑到孝道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个别案件中，法官甚至还援引《孝经》断案。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核心价值观指导意见》），并先后发布数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专题性案例，彰显了最高司法机关以司法引领社会道德风尚和回应公众道德关切的重大决心。人们对司法的理想期待是，它能够精确地瞄准社会关切点，有针对性且有效地回应人们的道德关注和需求。法律不只是一种形式性规则，其背后还负载着一定的目的，甚至可能包含政治性、政策性、社会性、功能性要素。回应型司法更多地采纳外在视角，更看重超越规范的一般社会后果。

该条司法解释意在从道德价值层面激励人们勇于救助，并在法律上尽可能保障救助人的权益。对于那些本不属于司法范畴或由其它手段来解决效果更好之事，司法如果积极介入并过度回应，结果往往适得其反。由于自治型法为法律自身的正当性谋求了基础，因此，以这种具有自足性的法律为基础，一种形式法治得以建构，而规则在其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二是与说话者相对的单一听众。

这通常以某道德问题具有严重性或紧迫性为前提，所关涉的道德利益面比较广泛，或者可能有较为重要的社会影响，迫切需要法官作出回应。诚如拉伦茨所言：即使法官是在制定法中寻找案件的解决方案，但是对他来说，获得一个伦理上可以被视为正当的结论才是重要的。

司法的直接目的在于获得一个确定的结论，因此，对于那些争论性和影响较大的道德问题，司法如果不能妥善给出一个合理、确定的结果，就应谨慎地决定是否要介入这些道德议题。3. 司法回应以社会公共道德作为价值判断基础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案件裁判之所以会引发道德关注，主要是因为发生了道德冲突。

1. 司法回应以后果主义为导向在自治型司法中，司法的常规功能是解决争议。这也能解释，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中出现的大量热点案件，为何法官尽管严格依照法律裁判，但裁判结果却难以令人们接受，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出现了大量形式合法但实质不合理的机械性判决。在一些正当防卫案件中，比如在轰动一时的于海明正当防卫案中，出于对被侵害人生命安全权利的关照和维护，被侵害人于海明自卫并将侵害人杀死的行为最终被公安机关认定为正当防卫。比如，在曾引发热议的天津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中，法官认定赵春华摆在射击摊位的气枪属于枪支，应按非法持有枪支罪定罪量刑。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中，发生了一系列道德关涉程度较高的争议。柳某看到后，并未施救。

法院作为处置个案、解决纠纷的司法机关，其基本姿态应是被动性的，以使其能区别于诉的职能，保持客观中立的判断条件。一是群体性民意道德压力与个体性道德压力。

而且，民众对于个案的关注和意见表达往往带有较强的选择性。回应型司法代表了一种现实主义或实用主义的审判观，依据司法判决可能产生的效果作决定，而不是依据法条或判例的语言。

可以说，司法解释本身就是回应法律问题的。虽然很多机制不局限于回应道德争议，亦可被用于解决其它社会关切，但在诸种社会关切中，道德关切最为典型和突出，甚至其它矛盾和争议都可以打着道德的旗号展现于司法过程中。

对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大量易于引发群体性道德关注的问题，诸如征地、拆迁、民工讨薪维权、邻里积怨暴力伤害、集体劳动争议、校园欺凌、见危不救等问题，一旦处理不当，就极有可能损害社会的安定和谐。法官的角色道德压力、其它法律机关对司法和法官施加的道德压力等，都可以独立成为一种道德压力类型。  进入专题： 道德关切 司法回应 。富勒将此种道德称为愿望性道德（morality of aspiration），其是人类通过自身努力去追求或渴盼达到的道德之境。

也就是说，个体只要对裁判结果不满意，就可能对裁判的公正性提出道德诘难。司法对道德的回应，最终目的是为了做到案结事了，当事人息诉服判，使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在接受判决的同时，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

这向我们昭示，司法回应应以社会公共道德这种客观、正确的标准为基础，依此作出价值判断，消除道德冲突，化解社会道德压力。其第四条规定了法官应当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六种情形。

其中，解释最为常见，主要被用于阐明如何具体运用法律。换言之，其太过于关注形式和程序而疏于对实质正义的追求。

压制型法重在维系统治和社会秩序，而在实质正当性基础方面则有所缺失。但这对受害人并不公平，由于其自身未有过错，因此，让其承担部分责任在道德上会引发较大争议。在前述李昌奎案中，李昌奎将同村十九岁的女孩强奸，并以残暴的手段将其与三岁的弟弟一同杀害。对此，法院十分理性地从法律的角度辨法析理。

若采取一刀切的政策，那么，在政策具体落地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新的矛盾，加剧人们道德预期的不统一。可见，道德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司法活动产生影响。

法律系统通过肯定或否定某种道德行为模式，可直接对道德进行法律规整。在社会转型时期，许多案件暴露出了道德争议的面向，而且有些道德争议本身就具有较高的社会敏感度，不宜由司法机关来作个案处理，而应待时机成熟，交由立法机关统一设定规则。

为了避免这种问题，法律和司法将迈入回应型的新阶段。但是，司法在关注道德争议、回应道德压力的同时，亦应防止在司法回应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诸种风险。